歷史沿革 古往今來 周氏蝦捲 劉維公〈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「連結」（connection）關係：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〉，《臺大社會學刊》，第28期，2000，頁189－228。 ────，〈「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」〉，《東方宗教研究》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第二期，1999，頁 。 近十年來的轉型過程有甜有苦，有時是讓團隊氣餒的困難，有時是我們歡呼的驚喜，幸運的是，因為不斷地努力，飛士蘭終於得以順利地成功轉型並站穩台灣外燴市場，而我們也會秉持專業、熱情、溝通、堅持來提供顧客最好的服務，永續經營成就幸福的品牌。 創立於1988年，初期我們只是一間臺安醫院旁的小巧烘焙坊，但因為對自己料理手藝與食材品質的堅持，飛士蘭漸漸培養起自身的優勢與在社區的重要性，進而擁有了讓我們感到溫暖的忠實支持者。 民國90年代起，社會吹起了一股健康養生的風潮，辦桌的菜單設計也逐漸走向較為清淡、不造成身體負擔的原則。 一般民家的喜宴時間多半是兩個小時結束，緊接著辦桌師會將部分特地留下來未吃的菜餚拿來作為祭品「拜場腳」（臺文正字：場跤），感謝這個棚子讓宴會圓滿完成，拜完才會「拆場」（拆棚架）。 張珣，〈要葷也要素：大甲媽祖進香客的飲食〉，《第九屆中華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05，頁 。 宋郁玲、姜蘭虹，〈從城市「中心」到「邊緣」的「上海人」：上海市中心區拆遷戶棲居歷程之研究〉，《臺灣社會研究》，70，2008.06，頁 。 李永展、藍逸之，〈全球化、地方經濟發展與永續性：一個地方資本重建的初論〉，《規劃學報》，29，2002.12，頁17-37。 Strathern, Andrew (安德魯.斯特拉森、帕梅拉.斯圖瓦德)著，梁永佳、阿嘎佐詩譯，《人類學的四個講座：謠言、想像、身體、歷史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5。 Simmel, Georg (齊美爾)著，劉小楓選編，顧仁明譯，李猛、吳增定校，《金錢、性別、現代生活風格》，臺北市：聯經，2001。 Highmore, Ben著，周群英譯，《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》，臺北縣永和市：韋伯文化國際，2005。 郭秋蕙，李娜莉編；陳柔森策劃，《常民文化資源手冊》，臺北市：常民文化出版：吳氏圖書總經銷，1998。 李均祥坦言，外燴產業的黃昏是市場所趨，政府能幫的有限，依舊要回歸這行業的工作者是否有心傳承。 「這都是總舖師擺的攤位，現在沒得辦桌，大家還是要活下去啊！」高雄內門「四合一宴席包辦」總舖師薛孟輝扯開嗓門，一面翻炒鍋內的螞蟻上樹，一面解釋。 受疫情影響，各類辦桌筵席不是延後就是取消，有的師傅只得準備幾道「手路菜」擺攤，做點外帶生意。 吃辦桌還有一件很開心的事，在宴席開桌前，大人們大家啃著瓜子互道家常或是與久違不見的親友敘舊。 管他大人們比較著誰家小孩學校成績好壞或是工作成就如何，我們小孩子則是盡情享受著「吉利果」、「香吉士」或是「黑松沙士」等各種平常都被禁止的飲料，摩拳擦掌地等著今晚的「好料」上場。 說它難忘不是蟳殼上豐潤的卵黃，而是因為母親總是會幫我取出蟹螯裡飽滿豐美的蟹肉的愛心。 而且在吃完米糕後，我們小朋友們就開始週遊列桌，到處與各桌玩伴們追逐。 而菜色的改變也是必然，除了傳統的辦桌菜色，現在的辦桌也很常見日式生魚片、美式炸物甚至是德國豬腳，除了高級的酒家菜之外，像是佛跳牆、酸菜白肉鍋甚至是客家及原住民的料理，也都開始出現在辦桌的菜單上。 另外就像早年的「菜尾湯」，是將剩菜倒進鍋裡，另外加入調味與食材重新烹煮，但現在則是直接新煮一鍋，才能符合衛生及消費者的接受。 但是並非代表辦桌文化就會因此消失，反而是可以經由創新的元素來達成意義的保留，就像不少人還是會邀請總舖師來辦桌，但是選擇在室內場地，或是也有不少一般的餐廳轉型，以專做辦桌外燴的型態來經營，包含婚宴會館和旅行團接待等類型，也都是希望能增加更多團體性質的消費客群。 外燴 曹銘宗曾以臺灣人辦喜事常用的「食豬公肉」、辦喪事的「食爛肉」(又稱封肉)、入厝的「食圓仔湯」，來稱呼不同場合的辦桌。 辦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，當時有所謂的「四司六局筵會假賃」從事酒席的辦理，與現代的辦桌行業雷同。 臺灣的辦桌早在清朝統治時期就有，不過當時的型態是富有人家請廚師到家中料理筵席菜肴。 日治時代除了有酒樓業者承攬到府辦理筵席的業務外，農村地區開始出現目前概念中的辦桌活動，但尚未專業化，而是由擅長料理的村民幫忙，並提供自家的鍋、碗、瓢、盆、爐灶、材火和桌椅，由客人自己端菜上桌。 一般傳統的辦桌與飯店、餐廳所提供的宴席有幾點明顯相異的特徵，即價格、菜色、場地與廚師特質。